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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6名老人抱团租15平米房生活 年龄相加近400岁

2018-04-04 20:55 来源:www.ititt.com

  81岁的孔老头在卖糖葫芦

  “瞎子”挑废品去卖

  罗棒棒在上铺整理床铺

  “瞎子”在喝自酿的枸杞酒

  房东王甘德和罗棒棒抽烟聊天

  这个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,更像一间青年旅社。屋里塞着上下铺,6块木板搭成的小床,一个挨着一个,紧贴墙和窗户,过道只够一人通过。这里毗邻繁华,透过油腻污浊的玻璃窗,能瞅见筷子般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。一公里外,是重庆市地标建筑解放碑。

  这里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。每天凌晨3点多,闹铃声开始此起彼伏。晚上到了12点,租客才一茬茬回来。电视里嘈杂的声音、爬木梯时的咯吱声、如雷的鼾声交织在一起。

  屋里充斥着老人房间特有的潮闷味儿。6个老头占据着这些上下铺,他们中最老的已经81岁,最年轻的也有61岁。年龄加起来差不多400岁。

  74岁的房东王甘德不久前才搬出这间屋子。老伴尚在世时,他俩睡中间的下铺。这是所有人都觊觎的床铺,它不仅免去了爬梯的辛苦,整理被子时双臂还能自由舒展。随着老伴病逝,81岁的孔老头搬入,王甘德不舍地腾出了这张床,挪到冷清的客厅。

  在这间屋子里,没人能说出其他人的全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——孔老头、瞎子、廖神头、覃荒儿、罗棒棒、周三儿…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有人一只眼瞎了;有人当过流浪汉;有人去过北京,有人一辈子没迈出过重庆。相同点是,他们绝大多数都无儿无女,许多都是五保户。

  在生命的暮年,他们挤进了这个房间。他们会倚在床上摆龙门阵、吹牛,也会为一桶油、一袋洗衣粉闹得脸红脖子粗。命运的风将他们从各个方向吹进这间狭小的屋子后,每个人都有不想走、走不了的理由。

  比“幸福院”还幸福的家

  81岁的孔凡中最先被外界注意到。这位房客口中的孔老头,在解放碑一带卖了21年糖葫芦。扛着糖葫芦棒子走路时,他的背拱得像龟壳,移动速度也堪比龟速。也正因衰老,和其他竞争者比,他获得了极大优势——从没城管忍心找他的麻烦。

  当他皱巴巴的脸和红彤彤的糖葫芦一起被镜头捕捉后,有网友惊叹,“这么老了竟还在卖糖葫芦!”记者跟随他回家,发现了一个更为震惊的事实:在这个黑黢黢的房间里,还住着这么多老头!而且跟学生时代的宿舍一样,密密麻麻全是高低铺。

  在房东王甘德的记忆中,这样的生活已有20多年历史。原先是在附近一处14平方米的房子里,两层大通铺,七八个租客和他们老两口横着排开,中间用小木块隔着。

  王甘德在街道上拖垃圾车,老伴除了帮忙,也会接零活。房子的前主人是一位孤寡老人,在他风烛残年之际,王甘德的老伴作为护工照顾了他1年多,每天给他翻身、洗澡、把屎把尿。老人去世后,居委会出面,将房子给了王甘德夫妇。

  最终,这个孤老头留下的房子,成了一群孤老头的容身之处。

  几年前,房子拆迁,王甘德用补偿款买下一套39.5平方米公房的使用权。出过车祸、落下二级残疾的儿子搬进小房间,租客们搬进大房间。新住处有了厨房,有了厕所,甚至还有了一个可供吃饭的小客厅。

  王甘德对新家甚为满意。他把银行送的对联贴在宿舍木门两侧,门上还贴了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。这个大红“福”字既不是正的,也不是倒的,而是歪的,因为王甘德不识字。

  这个老头把养老院统称为“幸福院”。去居委会楼上那家“幸福院”考察后,他撅着嘴摇了摇头,“那儿没有阳光”。他得意的是,自己打造的这间宿舍有扇向南的窗,虽然紧靠着的两张木板床将它割得四分五裂。

  最关键的是,“幸福院”一个月得交1300元,这儿一个床铺每月租金才150元,水电气全包。算下来,一天只花5元。干了20多年“棒棒儿”的房客罗召福,跑遍了“下里巴人”聚居的中兴路,没找到比这更便宜的地儿。

  王甘德还制订了一些“人性化政策”。“宿舍头三天不收钱”,王甘德想借此考验租客——过去曾有人“手脚不干净”,被他扭送到派出所。房租按实际居住天数算,房客回老家时不收费。不会记账、连日历都不会用的王甘德,全凭脑袋记下日期。

  几乎所有房客都奔着极低的房租搬来。在这里,没人需要占用唯一的衣柜,一床发黄的被褥、床头拱起的衣服堆就是大部分行李。剩下的就是各自的锅碗瓢盆,它们搁在厨房布满污渍的木架上,有些表面比炭还黑。

  对大多数房客来说,这个简陋的“家”,就是唯一的家。有几人甚至和王甘德夫妇同住了十几年。

  王甘德常打趣,大家冥冥中有种缘分。他掰着手指头笑着说:“看嘛,这里住了两个‘棒棒儿’,两个‘荒儿’,两个‘糖葫芦’,都是刚刚好两个!”

  扁担是屋里最重要的物品。三分之二的房客靠它吃饭,无论是肩挑背扛送货的“瞎子”“罗棒棒”,还是以收废品为生的“覃荒儿”“周三儿”。他们每人都备有两根扁担,因为干活小憩时这件宝贝经常被悄悄顺走。

  他们都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。在这座山城,靠着人力和工具,楼房从石头里蹿出来,向着天空一节节生长,而他们在逐渐老去。曾经扒上一碗大米饭、补上一觉就能重新长出来的气力,正抽离他们的身体。

  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。卖力了17年的一家百货商场垮掉后,廖厚华不得不搁下“象征强者身份”的扁担。

  因为年轻时发过疯,廖厚华的绰号是“廖神头”。这个大块头男人自豪地回忆,当年去重庆这家老牌百货商场应聘当棒棒时,还需要考试——将一百四五十斤的货物径直扛上4楼。他几乎大气都没喘,“实在太简单了”。

  等到这家国营商场倒闭,廖神头才发觉自己已不适应竞争。原单位会照顾年老者,给他们分配轻松的活儿。而在残酷的外部市场中,他一屁股跌到最底层。

  没了年轻时的气力,也没有手推车之类与时俱进的先进工具,正如一部纪录片所形容的,廖神头成了“游走狮群边缘的孤独鬣狗”。

  他挑着几床破铺盖,从宽敞的单位宿舍钻进了这间屋子。一床铺盖自己用,剩余的全部送给了房东王甘德。挨着廖神头睡的孔老头觉得他可怜,同意收他为徒。

  拜师学艺只花了一天——孔老头带他找到糖葫芦厂,廖神头抵押了30元,接过一根神圣的糖葫芦棒。孔老头常对人强调,解放前,在街头卖糖葫芦的可都是“地下共产党”。

  在房客们看来,糖葫芦这门生意已算很大的门路。王甘德记得,十几年前他为同样的事求过孔老头,对方死活没应。

  鸡蛋追着他往前跑,也追着他的命

  和廖神头相比,宿舍里另外两个棒棒儿相对幸运。因为长期扛上百斤的货物,他们的肩膀和脊背已完全习惯这种重量。经验告诉他们,刺骨的疼只会在撂下扁担后出现。

  凌晨3点多,“瞎子”和罗棒棒起床了。往返的圆心是石灰市集贸市场。

  发灰的夜色中,已有一群棒棒儿杵在集市口,焦虑地等待货车运来他们的生计。它们可能是蔬菜、禽肉、海鲜、毛血旺,可能是任何可以吃的东西。

  从一个个背篼和扁担挑着的纸箱里,它们被最原始的人类气力转移至餐馆、肉铺和小摊上。这种气力比箱子里的货物廉价得多,一件50斤的货物,从抬下车到上架,只值2元。背着它走上一公里、爬坎上楼,值5元。

  “瞎子”淹没在一群身形高大的同行中。这个左眼失明的男人本名叫李志安,他身高不到1米5,天天穿的黑西服搭住了膝盖,看起来像个滑稽的“小矮人”。常年负重形成的“筲箕背”,让他更显土气。

  不过,因为要价明显低于市场价,瞎子找到了固定的活计。与街边等活的“野棒棒儿”相比,他不算潦倒。老板不时塞给他一小袋品次差些的鸡蛋,过年还会发一两百元的慰问费。

  装满鸡蛋,挎上背篓那刻,瞎子就像艘满载货物的船,身子猛地塌陷下去。他的两条腿仿佛在泥里挣扎的桨,一刻不停地向前划。一双全新的解放鞋,穿在他脚上,不到一月就会磨得面目全非。

  他说,他有种感觉,鸡蛋每天追着他拼命往前跑,也追着他的命。

  因为工钱低,老板经常打电话让他加班。有时,清晨搬了40几件鸡蛋,晚上又忙到11点。春节,他在老家只待到初五,因为“鸡蛋不等人”。老板不愿找别人替工,瞎子不好推辞,更怕丢了这份工作。

  “瞎子呐,一年挣十几万!”房客们常开瞎子的玩笑。在大伙眼里,他是最“拼”的一个,但他也“哈得很(重庆话,很傻)”,邻居让他帮忙把衣柜背下楼,他不肯要钱。侄女婿说要买车,他立马掏出了全部积蓄,还不打欠条。

  大家心知肚明,这位“有钱人”一天挣的也不过七八十元。

  收废品的覃荒儿挣的少得多。他已经69岁,干不了太下力的活儿,只好选择这个相对轻巧的行业。他每天在集贸市场打转,和拾荒的老头老太太讨价还价,但他们几乎都放不下几毛钱的差价,宁可自己哆嗦着走去废品站。一连几天颗粒无收是常事。

  转行卖糖葫芦的廖神头,并没踏上致富路。才61岁的他,显然还不够“老”,只能和城管打游击战,“屁股一分钟都坐不下来”。他每天辗转不同商圈,有时去6公里外的观音桥,有时跑去24公里外的机场。最惨的时候,一天只卖出5根糖葫芦,吃饭加坐车倒贴了20元。

  最近,到了晚上,他悄悄溜回解放碑,躲在灯光黯淡处。孔老头发现后火冒三丈,他最初和徒弟约定分区而治。更让他骂骂咧咧的是,为了增加销量,廖神头“半点骨气都没有”。孔老头卖5元一根的糖葫芦,只要有人肯买,廖神头3元、甚至2元都卖。

 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后,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很固定:“今天找了几块钱?”这是生活中最严肃的问题,它关乎床板下瘪下去的米袋子、兜里2元一包的本地烟。

  没人讨论将来的事儿,除了第二天的天气预报。下雨天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。棒棒儿和“荒儿”还能想想办法,戴个草帽,脖上系块灰不溜秋的塑料布出门。“糖葫芦们”几乎就手足无措了。毕竟,那一串串浇着蜜糖的果子,比人娇贵多了。

  “老汉死了,我会过得很好”

  架子上看得见底的白糖罐,是家里不多的奢侈品。老伴去世前瘫痪在床,吃不下药,王甘德花了七八十块钱从菜场抱回这罐糖,尽管当时他已欠下一屁股债。

  想起她了,王甘德会解开塑料袋缠着的小兜,拿出老伴的身份证,捧在手心端详一会儿。照片上的女人皱纹不多,看着很精神。王甘德性格软弱,老伴泼辣能干。没有她,就没有这套房,也没有这些租客。

  在租客们的印象中,这位女主人有时脾气很暴躁。夏天开始变得闷热时,有人打开锈迹斑斑的电扇,她冲过去,啪地关掉开关。

  20多年来,租客们自觉遵守她定下的规矩:白天光线再暗,也不开灯,甚至晚上有时也不开灯。

  这个强势的女人死后,家里开始硝烟四起。

  儿子王林钢和王甘德逐渐形同仇人。王甘德住院时,儿子再三嘱咐医生,“不要用太好的药,不然把钱都败光了。”王甘德去派出所举报儿子偷自己的东西,儿子则在家用被子捂他的脸,直到有人进门才停手。

  王林钢恨自己的父亲。他不断回忆那个飘雨的夜晚,刚刚20岁出头的他,开着一辆面包车送豆腐,一辆大货车砰地撞来。在医院躺了4个月后,他睁开双眼,发现自己成了“废人”——腿断了,眼睛模糊了,记忆更是支离破碎。

  他将车祸归咎到父亲身上。第一天开车时,他就说太危险,不想开了,可王甘德放下狠话,“你不开,我就不认你了!”

  “老汉死了,我会过得很好。”王林钢愤愤地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。父亲常年以极低的租金收留这些“扁担”,更是极大加剧了他的不满。40岁的他最大的愿望是,把这群老头撵走,以更高的租金把房间租出去,讨个老婆。

  他抱怨每月几百元的低保不够生活,“就差两百元”。没钱买米时,他偷吃租客放在冰箱里的冷菜剩饭。孔老头对此咬牙切齿,一旦煮了牛肉之类的大菜,他会颤颤巍巍地端回房间,藏在床板下。

  为了防止王林钢偷钱,王甘德给租客的房门上了锁。几个月前,王林钢从自己房间的窗子爬出,试图钻进租客的房间。瞎子正在上铺蜷着,瞟见窗外的人头,吓个半死,伸手一把拉住王林钢。窗外是33层楼高的悬空。

  王林钢知道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,“脑袋有问题”“可怜又可恨”。他也渴望找一份工作,离开这个“臭烘烘的地方”。可当走路一瘸一拐、眼白上翻的他,站在菜场前的劳力市场,等待雇主像挑拣白菜一样挑中自己时,没有一个人朝他走来。

  他主动远离了朋友,“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样子”。他把自己关在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,成天看电视、想问题。他告诉记者一个“多年来发现的秘密”:世界上有两个地球,这个地球上的他已经度过了“生死劫”,可在另外一个地球上,他还没走出这个劫。

  一个微不足道的共同点,就能让他们成为“亲人”

  争吵声不仅出现在宿舍外,也出现在宿舍内。

  有公司看到关于孔老头的报道后,寄来了生活用品。孔老头将高级鞋袜和心相印卫生纸平分给大家,将一大桶油和米搁在自己床下。

  包裹里还有6床铺盖,孔老头满满当当塞进了床旁的架子上。有人不满,“刚好6床铺盖,应该平分呀!”孔老头不肯,坚称包裹上写的就是他的名字。

  矛盾在孔老头发酒疯后彻底爆发。这个81岁的老人面色涨红,光着一只脚,坐在小方桌旁,一边往嘴里灌小米酒,一边念念叨叨:“屋外有强盗,屋里也有强盗!偷我的洗衣粉!偷我的牛奶!”

  瞎子冲进屋里,从门后掏出塑料袋裹着的洗衣粉,声音嘶哑地朝孔老头吼回去,“老头,睁眼看看,这是你的洗衣粉吗?我穷得连洗衣粉都买不起了?!”

  他委屈地告诉记者,上次不小心撞倒孔老头的糖葫芦棒后,老头说“摔掉了好几百”,要捉他“进鸡圈”。

  王甘德的老伴在世时,看不惯孔老头。前年,孔老头跟着干儿子“蔡草药”搬来,住了不到一个月,因为两人天天喝酒,被女主人赶走。

  女主人卧床不起时,孔老头又出现了。他从老家坐了两小时大巴赶来,带着价值200多元的水果。王甘德既诧异又有些感动,老伴去世后,他再次收下了孔老头。

  “我的父亲我了解,人并不坏。”来看望干爹时,蔡草药扶了扶眼镜对记者强调。这个头发稀疏、穿着衬衣的中年人,是宿舍里住过的学历最高的人。他高中毕业,说话总是文绉绉的。

  他大方地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红色的百元大钞,一张塞给孔老头,一张塞给因生病蜷在床上的王甘德。蔡草药在工地上做库管,没有固定工作,但每次来礼数都极周到:总会带几斤孔老头最爱吃的金橘、一斤茶叶、一整条烟还有几瓶酒。

  对蔡草药来说,孔老头是“唯一认的爹”。因为父亲和继母都去了新疆,没管过他,他从小感觉“被亲生父亲抛弃”,亲爹去世时,他连葬礼都没去。

  后来,蔡草药结了婚,女方是媒人介绍的。结婚3个月,他回到女方家,发现女人换了锁。蔡草药意识到这场婚姻是个“骗局”,离了婚,女方分走宅基地一半的拆迁款,他再也买不起房。

  借酒消愁时遇见孔老头,蔡草药仿佛遇见了忘年交。

  他索性和孔老头住在一起。十几年里,孔老头生病时,蔡草药带他上医院。孔老头则每天给他做饭,不算账。

  连续好几年,蔡草药在孔老头老家过年。两人就着三四个菜,喝点小酒,像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缩在被窝里看春晚。

  这次出差路过重庆,蔡草药又回到宿舍,和孔老头睡一个铺。孔老头在衣柜门上记下的唯一一个电话号码,就是蔡草药的。

  在王甘德的宿舍里,停留最短暂的是那些有家庭的人。曾有一家四口住下,女儿和妈妈睡一个床,当他们在城里扎住脚,很快就搬走了。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往往长住下来,像浮萍一样聚在一起,一个微不足道的共同点,就能让他们成为“亲人”。

  瞎子认了王甘德的老伴作姑妈,只因两人都姓李。他在宿舍一住就是十几年,眼看着房租从几毛钱一天涨到了5元一天。王甘德生病时,瞎子经常陪他去挂盐水,这个驼背的独眼老人甚至还会“多管闲事”地质问王甘德的儿子,“你老汉住院了,你怎么不去看?”

  房客们离不开王甘德的房子,王甘德更离不开这些房客。房租除去各种杂费,几乎所剩无几,但他更看重的是这些老人的陪伴。有人做饭时会顺带给他端一碗,有人陪他报案,有人在儿子大闹时给他撑腰。即便搬去了客厅,他大部分时间仍挤在那间热闹的宿舍里。

  萝卜配萝卜,白菜配白菜

  孔老头是宿舍里唯一有儿女的人,但从没人见他们来过。

  每当电视里提到“首都”,孔老头总会有些得意地讲起儿子在北京的房子,“足足有100多平”“房价200多万”“沙发大到能睡四个人”。

  他去北京时坐的是“大飞机”,儿子买的票。可只待了一年多,他就坐火车回了重庆。票是自个儿偷偷买的,26个小时的硬座,什么行李都没带。

  他说自己不习惯北京的生活,“太冷了”。进小区要输密码,到了楼下又要输密码,他总是记不住那几个数字,经常在风中一站就是半小时。

  “北京太贵了!一斤嫩黄瓜要快20元,一斤四季豆要12元!”孔老头伸手比划价格,摇了摇头,“不想给儿子添负担”。也有人悄悄说,孔老头和儿媳妇合不来。

  相比儿子的豪宅,他似乎更习惯这里寒酸的高低铺,没有门禁,没有拘束,“想去哪儿耍就去哪儿耍”。

  剩下的房客里只有周三儿曾有过家庭。他沉默寡言,什么话题都不搭腔,只是笑笑。他做事像慢动作录像片,别人抹把脸就能出门,他起码要半个钟头,洗脚要一个钟头,洗衣服简直像朝圣,要两个钟头。碰见他扫公厕的嫂子,王甘德才知道前妻甩掉他的理由:这男人做事太磨叽了,女人受不了。

  罗棒棒则是自己甩掉了“姻缘”。他曾在村里趾高气昂,40多岁就盖起了砖瓦房。有中间人带着一个湖北女人来找他,想把女人嫁给他,只是要给4000元的“介绍费”。罗棒棒挥手轰走了她们。后来,女人嫁到邻村,生了两个娃,跑了。

  回想曾近在咫尺的婚姻,罗棒棒神色黯然。“要是当时舍得出这点钱,就算人跑了,至少还能留下个娃娃啊!”

  廖神头不后悔打光棍。19岁时,母亲让他娶一个驼背女人,他性子倔,死活不肯。在激烈的争吵中,他发了疯,被送去歌乐山精神病院,关了3年。病好了,出院后,他再没回过家。

  他在全国各地流浪,夏天坐轮船,冬天坐火车,靠给乘务员干活免票。第一次去北京时,蓬头垢面的他被当成叫花子抓走,劳动了3个月。第二回去北京,他学乖了,花几块钱理了发,借了铁路职工的制服,混在熙攘的人群中。

  至今他仍穿着和身份不相称的制服,一个邮差送的。

 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神头那样洒脱。在这间拥挤的宿舍里,多数老头还是向往过“爱情”——“找个心意相投的人作伴,平时能说说话,病了能相互照顾”。但这种向往不得不屈服于市场原则——萝卜配萝卜,白菜配白菜。

  瞎子曾带回过两个“女朋友”。一个老太太双目失明,吃饭洗衣都靠他,瞎子左思右想,“不想倒还背包袱”。另一个身体健全,没两天就让他交出银行卡。两人都只住了半月就被送走。

  覃荒儿曾从宿舍消失过一段时间。经人介绍,他认识了一个拾荒的老太太,两人一起租了房。女方发现他一无所有后,人和铺盖都消失了。覃荒儿打电话过去,对方淡淡地说,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  他又背着被褥回到王甘德的宿舍。每晚,他等着电视机里的《雾都夜话》,节目用重庆话讲述着虚构的爱情故事。每当漫长的广告结束,节目开播,覃荒儿会大呼一声:“开始了开始了!”

  这几年开始,几乎没人再提找老伴的事儿了。

  人人都知道,以他们的年纪和条件,就像菜摊上越来越蔫的菜叶,“就算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了”。屏幕和现实里的故事毕竟是两码事儿。

  覃荒儿算是宿舍里的“知识分子”。他念过两年书,认识一些字,有一副自己的老花镜。没事时,他会花一块钱买本薄薄的生肖书,坐在小板凳上凑近了看。

  预测他会升官发财的段落,他一概跳过。“好事不准,孬事准得很。”他眯着眼笑笑说。那些预测他可能“被狗咬”“被车撞”的内容,他会逐字逐句地读。

  为了对抗生活的风险,廖神头秉持一个最简单的原则:不攒钱。“今天死还是明天死都不晓得,攒下那么多钱,死了还不是归公。”

  年轻时,当棒棒的岁月里,他就过着快活的日子,上午干活,下午逛电影院,一个子儿都不剩。如今,他每天扛着糖葫芦棒东逃西窜,但他觉得自己远不是最惨的。“当城管的也不容易,他们的面孔换得比我们还快。”

  其他老人也是一样,能管饱肚子,生活就照过。收不到废品时,有人勾着腰在街边看人斗牌。回到宿舍,有人喜欢看讲家庭琐事的调解节目,有人喜欢看《山城棒棒军》,觉得里面演的简直就是自己。看腻了电视,有人用捡来的歌碟放草原歌曲,歌里轻轻唱着“春天来了”“回家吧”……

  很少有人讨论最终的归宿。谁都知道,随着年衰力薄,他们只有两个选择:要么转去更低等的行业,要么彻底退出竞争市场,告别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,回到早已荒芜的田地里。

  百货商场倒闭时,廖神头的同事“杆子棍”选择了后者。这个身子如鱼干般精瘦的男人,挑走铺盖时向所有人郑重宣布:“老子再也不回来了!”

  宿舍里的老头们谈起他时,语气里透着嫉妒,“他享福去了”。大家知道,杆子棍和他们不一样,他在老家有房,有家人,有儿女。

  廖神头没有这样的家乡。他承接了杆子棍的床位,铺上自己的被褥,将所有衣物堆上床头。他的糖葫芦稻草棒,静静地倚在客厅靠门的角落里,明天上面又将插满冰糖、巧克力和草莓味的山楂果,他希望日子越过越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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